《詩經》的經典位置與現代價值
作者:張中宇
來源:《光亮日報》( 2016年08月25日 11版)
時間: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廿三日己卯
耶穌2016年8月25日

《詩經》之《七月》

《詩經》之《鴻雁》
●從《詩經》選詩經周初到年齡中葉約500年的時間跨度來看,《詩經》無疑經過了歷代屢次編集的不斷積累才最終成書,但孔子很能夠是《詩經》最后的編定、校定者。
●周代詩人們對歷史進步的高度敏感,對現實的甦醒認識,長短清楚的價值判斷,從先進的文明層面,夯實了西周和東周共延續近800年的基業。
●“風雅”即《詩經》中風詩、雅詩融進廣闊社會、平易近間,并晉陞其文明內涵的現實主義傳統。“風雅”成為唐代詩人的重要標準,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韓愈等,都在他們的詩篇或詩論中,推重源自《詩經》的“風雅”“比興”。
《詩經》的編訂問題
西漢司馬遷在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中,最早提出“孔子刪詩”說:“古者詩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往其重,取可施于禮義,上采契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,至幽厲之缺,始于衽席,故曰‘關雎之亂以為風始,鹿鳴為小雅始,文王為年夜雅始,清廟為頌始’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,以備霸道,成六藝。”根據司馬遷的記載,孔子做了兩項與《詩三百》編訂相關的關鍵任務。第一項是“往其重”,即在3000余篇詩中,往除重復,校訂錯訛,編成了一個文獻意義上的“善本”。第二項是“取可施于禮義”,即進行選擇,也就是說,《詩三百》是以儒家幻想作為編輯標準進而構成的新的“精選本”,與孔子所依據的此前的各種文本,具有最基礎的分歧。司馬遷顯然認定《詩三百》是孔子依據流傳的大批文獻從頭“編定”,而非僅進行文獻收拾。東漢班固、王充,唐代陸德明,宋代歐陽修、程顥、王應麟,元代馬端臨,明代顧炎武等,均沿襲司馬遷說。司馬遷、班固、王充等,都是時間距孔子比來的漢代有名史學家或思惟家,他們可以依據更多、更靠得住的調查和取證,來做出史學或詩學的感性判斷。
學術界普通認為唐代孔穎達掌管編撰的《五經正義》,此中最早對司馬遷“刪詩說”表現懷疑,認為先秦典籍中,所引《詩三百》以外“逸詩”數量相當無限,由此推測當時不成能存有3000余篇詩供孔子刪選。南宋鄭樵、朱熹也不信任“孔子刪詩”。但這些“無限的懷疑”,并沒有動搖時間更早的司馬遷以來的基礎判斷。轉折點在清代,朱彝尊、趙翼、崔述、魏源、方玉潤等均否認孔子“刪詩”說。由于否認者眾,從最基礎上改變了這一論題的標的目的,也相當水平上影響到現當代學者。這里需求指出,清代對“刪詩”說人多勢眾的否認,有一個主要的時代佈景。就是在清朝文字獄的重壓之下,學者無不噤若冷蟬,唯有回頭翻檢古籍,尋求發展空間。隨著時間的流逝,證據的含混,這就為疑古思潮留下了宏大空間。但章太炎、郭沫若、鄭振鐸均堅定支瑜伽教室撐孔子“刪詩”說。鄭振鐸在《文學年夜綱》中指出:“如無一個刪選編定的無力的人出來,1對1教學則《詩經》中的詩決難完全地流傳至漢。這無力的刪選編定者是誰呢?當然所以‘孔子’的一說,為最靠得住,因為如非孔子,則決無汲取年夜多數的傳習者以傳誦這一種編定本的《詩經》的威權。”鄭振鐸這一段論述很值得留意,因為懷疑、否認孔子“刪詩”說的一個顯著缺點,就是無法找到孔子以外可以編定《詩經》的人,《詩經》的編定于是成為“無主公案”,這恰是疑古主義必定要走向的圈套。和近、現代學者年夜多沿襲清代學者的疑古思潮分歧,當代學者顯然更為自負,對傳統文明則更多尊敬和接收,支共享會議室撐刪詩說的學者更多。初步統計,近40年數十位學者發表的專題教學論文,近四分之三支撐孔子“刪詩”說,且這些論文多發表在《文學評論》共享會議室《文學遺產》《文史哲》等主要期刊上,反對“刪聚會場地詩”說的論文基礎上不見于主要專業期刊。從2012年到2015年共四年間,支撐孔子“刪詩”說的專題論文15篇,反對孔子“刪詩”說的論文僅1篇。這個比例是很有說服力的,表白支撐孔子“刪詩”不斷有新資料、新證據發現,而反對孔子“刪詩”說很難發現新資料、新證據,只是在概念上重復一些質疑。近四分之三的宏大比例,意味著有需要反思清代以來的相關結論。
尤其是,司馬遷“刪詩”說描寫了一個關鍵史實:從孔子逾戰國至漢武帝時期——距離本相比來的400余年間,包含戰國時期墨、道、法諸家,當時社會均對儒家編定《詩三百》無異議,否則司馬遷及班固、王充等,不成能不從歷史的角度記載相關爭議私密空間。“判案”有一個主要原則,就是誰距離“現場”更近,誰的證據就更靠得住。在《詩經》編定這一個爭議中,距離“現場”比來的,無疑是墨子、司馬遷、班固等,司馬遷、班固還是公認的“良史”。表現懷疑的唐代的孔穎達,距離“現場”已經超過1000年,距離司馬遷也有700余年,更不消說清代學者距離“現場”已經超過2000年。當代否認“刪詩”說的學者多引《左傳》中的“季札觀樂”這條資料,來說明在孔子年幼的時候,已經構成了規模差未幾的《詩經》選本。可是,漢代專治史學的司馬遷教學場地、班固,不成能不精研《左傳》,像司馬遷的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為何不采用這條資料?撇開這條資料的真偽不說,它無論若何也無法證明在孔子年幼時存在一個可以稱之為“詩三百”的選本:這條約700字的“觀樂”資料,連“詩”這個字都沒有出現!恰是考慮到司馬遷、班固治史學的嚴肅性,以及他們更接近相關事實等原因,“刪詩”說不宜輕易否認。當然,在孔子“刪詩”之前,還經過了一些年夜鉅細小的相關的階段性“收拾”,孔子應該是在後人“收拾”的基礎上,進行最終的編定、校定。即《詩經》的編纂,還是一個融會了群體聰明的綜合性任務。
《詩經》的思惟與藝術價值
《詩經》的思惟藝術價值有多高?據統計,出自《詩經》原文和《詩經》詩句經過簡化構成的成語就有150條以上,均勻每2首詩就有1條成語,留下了許多明天依然鮮活的語言情勢及其承載的文明意緒。例如《周南·關雎》的“窈窕淑女”“夢寐以求”“輾轉反側”,《邶風·擊鼓》的“執子之手,與子私密空間偕老”,《王風·采葛》的“一日不見,如三秋兮”等。這些富有活氣和凝集深摯文明內涵,同時也相當水平凝集著平易近族品德且非常精辟的成語,至今仍豐富、充實中華文明的血脈和語言庫。這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僅有的,即使《全唐詩》或精選本《唐詩三百首》,也無法超出這樣的典范程度。
第一,《詩經》對當時社會政治、征戰徭役、經濟活動都有細致、深刻的描繪,具有極為寶貴的歷史文學價值。
《詩經》對賢能的執政者表達了深摯的愛戴,例如《召南·甘棠》,詩中說那一株郁郁蔥蔥的甘棠樹,是賢臣召公當年面向蒼生公開處理政務和歇息的處所,要永遠保護好,不克不及損毀,由此可以推測西周晚期政治風氣及其與國民的親近聯系。不過《詩經》也有不少詩篇在總結教訓、警醒執政者,像《年夜雅·抑》指出“顛覆厥德,荒湛于酒”,《年夜雅·蕩》指出“靡不有初,鮮克有終”“殷鑒不遠,在夏后之世”。還有不少詩篇揭穿了統治者的惡行和對殘酷壓榨、貪腐的仇恨,這一類詩篇如《鄘風·相鼠》譏諷“相鼠有皮,人而無儀。人而無儀,不逝世何為”,《魏風·伐檀》批評“不稼不穡,胡取禾三百廛兮”、《魏風·碩鼠》控訴“三歲貫女,莫我肯顧”,誓詞“逝將往汝,適彼樂土”。周人對現實的甦醒認識,長短清楚的價值判斷,對丑惡的嚴厲批評,從先進的文明層面夯實了這一個時代延續近800年的基業。《詩經》的征役詩,盡管此中不少詩篇描寫長年在外,為王征戰,不克不及奉養怙恃,不克不及安居樂業,內肉痛苦憂傷,但一旦國家遭受外敵進侵,則同仇敵愾,義無反顧,如《小雅·采薇》描寫“豈敢假寓,一月三捷”,《秦風·無衣》猶如軍歌:“豈曰無衣?與子同袍。王于興師,修我戈矛。與子同仇!”
《豳風·七月》是《詩經》的標志性詩篇,它描寫周人終年勞作、艱辛過活的際遇,幾乎反應了那一個時代農業生產的全景。“七月流火,玄月授衣”,從秋收天涼寫起,嚴冬的冰冷,衣食的貧乏,作者對勞動者的同情以及人性主義精力,都躍然紙上。“同我婦子,馌彼南畝”“春日聚會場地載陽,有鳴倉庚”“七月亨(烹)葵及菽,八月剝棗,十月獲稻,為此春酒,以介眉壽”“躋彼公堂,稱彼兕觥,萬壽無疆”,一年的勞作、艱辛,當時的農業耕耘、糧食物種,勞動間歇難得的聚會,對未來的期盼,寫得繪聲繪色,因此明天還能看到約3000年前中國農平易近的生產、生涯圖景。對這首詩的學術研討也獲得了良多新進展。這里略舉一例。《豳風·七月》最后一段開頭寫道“二之日鑿冰沖沖,三之日納于凌陰”,漢代毛亨注:“凌陰,冰室也。”歷來教學都認為,這是描寫勞動者在夏季鑿冰,然后放進冰窖,以供炎天取用。這個懂得有公道性,但也偏于狹隘。豳是周部落遷居之地,周代鼻祖后稷的曾孫公劉,帶領周部族從今陜西武功北遷至豳,其地年夜致在今陜西彬縣至甘肅慶陽一帶。后來古公亶父又帶領周部落從豳南遷到陜西寶雞東北岐山下的“周原”教學場地,周部落從此發展壯年夜為西部強年夜的諸侯國。有一位當代學者李子偉正好在甘肅慶陽長年夜、任務,其地恰是商周時代的“北豳”地區,那里至今還存有公劉的享廟。這位學者詳細考核了甘肅慶陽的歷史講座場地地輿環境,指出這是早在商周甚至更為久遠的時期,就是中國最缺海水的處所,河里流的水是咸的,既不克不及飲用,也不克不及澆地。到了冬天,河里結冰,冰是從咸水中析出的海水,因為只要純度較高的海水才幹結冰。結冰的時候,當會議室出租地人就要到河里往“鑿冰”,至今這般。這些冰一部門直接挑瑜伽教室到地里,春熱之后熔化澆地,另一部門放進“凌陰”。只要這樣才幹解釋,“二之日鑿冰沖沖”,為何“三之日納于凌陰”。因為周歷仲春的“鑿冰”,很能夠年夜多挑到地里,優先滿足農業生產需求,“三之日”才把更多的冰存儲起來。豳人的冰窖是無限的,不至于需求兩個月才幹存滿;但他們在當時的地盤卻是廣闊的,這才需求辛勞勞作數月“鑿冰”。這樣就對歷時兩月的年夜規模“鑿冰”的目標做了更周全的闡釋。這一類文學地輿學、歷史學研討,以調查、實證,拓展了文學的視野,文學研討也打開了新的空間。
第二,周人多姿多彩的情愛婚小樹屋戀,以及樂觀、堅韌的品質,樹立了主要的社會典范。
《詩經》里和婚戀題材有關的詩篇,約占三分之一,是數量最多的。假如說“保存”和“延續”,是人類及文學藝術兩年夜永恒主題的話,那么,《詩經》中以“延續”為主題的婚戀題材詩篇,則以它的豐富與厚重,展現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風采。《周南·關雎》是《詩經》第一篇,描寫“正人”“淑女”的戀愛經歷。從詩中“正人”的含義及貴重器物“鐘鼓”等來看,《周南·關雎》顯然不是奴隸或通俗布衣的戀歌,此中的主人公顯然是商周時代高級貴族和位高權重的統治者。這首詩的典范意義在于,它描寫了同等、不受拘束戀愛形式。須知在商周時期,不少部落還風行會議室出租群婚或野蠻的搶婚,像《周瑜伽場地易》的卦辭、爻辭等文獻還記載了這些與歷史進步相悖的現象,“乘馬班如,泣血漣如”表現了搶婚軌制的殘酷性。但《周南·關雎》是彬彬有禮的“正人”與“淑瑜伽場地女”的戀愛,即使位高權重的“正人”,“夢寐以求”也只能“輾轉反側”。婚戀方法的轉變,是歷史進步的一個縮影。文學以它的選擇和方法表現了時代的進步。
周人的婚戀詩年夜多坦白直露,不受拘束豪放。例如《鄭風·狡童》:“彼狡童兮,不與我言兮!維子之故,使我不克不及餐兮!”《王風·采葛》:“彼采蕭兮,一日不見,如三秋兮。”《鄭風·褰裳》:“子惠思我,褰裳涉溱。子不我思,豈無別人?狂童之狂也且!”《衛風·伯兮》:“自伯之東,首如飛蓬。豈無膏沐?誰適為容?”《衛風·木瓜》還描寫了當時的婚戀習俗:“投我以木瓜,報之以瓊琚。匪報也,永以為好也。”這應該是后來華夏各地“拋繡球”習俗的原始版本,當場取材,以“木瓜”“木桃”“木李”為“繡球”,男士則以各種玉為信物。這依然是周人不受拘束戀愛的一種情勢。值得一提的是,周人的婚戀也有波折,可是卻沒有像《孔雀東南飛》那樣極真個悲劇描寫。例如《衛風·氓》,描寫一個男子被無辜“休”回外家,她的經歷和劉蘭芝類似,可這位周代男子并沒有選擇“舉身赴清池”,而是決然與負心人、與過往告別,選擇從頭開始,其風格“哀而不傷”。究其緣由,周代男子所受禮教束縛應該相對較少,不受拘束度和選擇空間也更年夜一些,所以他們的情愛詩篇瀰漫更多的歡樂,幾乎不見極端決絕的詩篇。
這里談談《邶風·擊鼓》:“擊鼓其鏜,踴躍用兵。土國城漕,我獨南行。從孫子仲,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,憂心有忡。爰居爰處?爰喪其馬?于以求之?于林之下。逝世生契闊,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。于嗟闊兮,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,不我信兮。”此中“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”,在明天廣為流傳。但卻有不少人誤以為它是“戰爭詩”,例如網絡上或一些注本隨處可見“本詩描寫戰士久戍不得回家的心境,表達盼望戰爭的強烈愿看。詩從出征南行寫起,再寫了戰后未歸的苦楚,又寫了戰士之間執手相約,一向到最后發出強烈的控訴”。但南宋朱熹在《詩集傳》里指出:“從役者念其室家,因言始為室家之時,期以逝世生契闊,不相忘棄,又相與執手,而期以偕老也。”朱熹說得很明白,這首詩寫的是“從役者念其室家”,“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”是當初成婚時的誓詞,是夫妻的“牽手”,不是“戰士之間執手相約”,是以這是一篇周代軍人的情愛詩。這里再進行一些考核。先說“偕老”一詞,查《詩經》里一共出現4處,其他3處分別見于《衛風·氓》:“及爾偕老,老使我怨。”“及爾偕老”跟“與子偕老”是雷同的表達方法;《鄘風·正人偕老》:“正人偕老,副笄六珈”;家教《鄭風·女曰雞鳴》:“弋言加之,與子宜之。宜言飲酒,與子偕老交流。琴瑟在御,莫不靜好”,《女曰雞鳴》的“與子偕老”與《擊鼓》全雷同。起首要指出,這4首出現“偕老”的詩均在邶、鄘、衛、鄭地區,相當于今河南東北部、河北南部這樣一個很集中的地區,在其他處所沒有發現應用“偕老”,說明它的地區性很強,是當地的一個習慣用語。其次,《衛風·氓》《鄘風·正人偕老》《鄭風·女曰雞鳴》都是沒有爭議的情愛詩篇,表白“偕老”一詞僅用于夫妻之間,最基礎講座場地不消于戰友之間。由此推斷,“逝世生契闊,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”也不克不及破例,只能是愛情的強烈表達。其實,《邶風·擊鼓》里“不我以歸,憂心有忡”,就指出了在外戰士惦念家人的強烈情感。“于嗟闊兮,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,不我信兮”,則表達天各一方(“闊”是分離的意思)、無法實行“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”的諾言。假如寫的是“戰士之間執手相約”,以上用詞、詩句都無法解釋,因為戰友就在面前,何來分離?這些誤教學讀、誤傳,應予更正。這里還要做一點補充,《邶風·擊鼓》詩句整齊,音韻優美。依照北京年夜學古漢語專家王力考證,“闊”“說”上古同屬“月”部,同韻;“手”“老”上古同屬“幽”部,同韻。正因為這般,“逝世生契闊,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,與子偕老”,才以它的忠貞、優美,精煉、警辟,穿越近3000年時間,在明天依然廣為流傳。
除了以上數量最多、影響最為深遠的兩個方面,《詩經》里還有史詩、祭祖祭神交流的頌歌、哲理詩、宴飲詩等。年夜雅中的《生平易近》《公劉》《綿》《皇矣》《年夜明》,分別是后稷、公劉、公亶父、文王、武王的傳,具有主要歷史價值。《生平易近》描寫周人鼻祖后稷誕生、成長及帶領周部落進進農耕時代的故事。頗有興趣味的是,周人只了解后稷的母親是姜家教嫄,卻無法了解后稷的父親是誰,只是描寫姜嫄從神廟祈求獲得了后稷。在它的奧秘面紗背后,具有極為真實的風俗顏色,同時也是中國進進父系氏族關鍵轉折點的文學寫照,其價值無與倫比。《周頌·天作》歌頌太王、文王帶領周人建設岐山下的家園,要他們“子孫保之”。《小雅·鶴鳴》的主題有分歧解說,此中“鶴鳴于九皋,聲聞于野”蘊含的意義,后來被荀子借用:“登高而招,臂非加長也,而見者遠;順風而呼,聲非加疾也,而聞者彰”;“參考之資,可以攻玉”顯然也蘊含深邃深摯。由此來看,《鶴鳴》更凸起的,或許是哲理的追尋。《小雅·鹿鳴》雖是宴飲詩,表達的卻是“樂至友,求賢才”的主題,這個主題后來被曹操在有名的《短歌行》中借用,在“對酒當歌,人生幾何”感嘆之后,表現曹操求賢若渴以實現“全國歸心”的幻想。豐富的題材拓展了《詩經》的寬度、廣度,多維展現了它的選擇與傾向的進步性。
《詩經》的典范意義與影響
《詩經》雖然到漢代才被正式確立為“經”,其實它發揮經典的影響,卻可以上溯到漢代以前。《詩經》的典范意義與現代價會議室出租值,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核。
起首,是內涵層面的典范意義。《詩經》表現了從西周初年到年齡中葉約500年間的社會生涯面孔,內涵極為豐富。周代詩人們對歷史進步的高度敏感,對現實的甦醒認識,對丑惡的嚴厲批評,長短清楚的價值判斷,從先進的文明層面,夯實了西周和東周共延續近800年的基業。兩周成為中國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王朝,開創了許多主要典范,為歷代推重和沿用。《詩經》的征役詩既表達了周人愛好戰爭、反對窮兵黷武的強烈愿看,同時也表現了他們同仇敵愾、保衛戰爭的堅強決心,同樣具有極強的典范意義。《詩經》表現國民四時勞作、期盼和貧困,顯示兩周時代詩人關注平易近生、關注底層的偉年夜的人性主義精力。《詩經》中的婚戀題材詩篇,表現了符合歷史進步潮水的新典范,展現了周人的活潑、開放、年夜膽尋求,以及經受波折的堅韌,也對歷代社會基礎單元的構建、和諧,產生了深遠影響。《詩經》的流傳不衰及其經典位置表舞蹈場地白,詩歌從來都不只是離合悲歡的個人抒寫,同時也是時代風貌的密意展現,甚至是時代進步的主要推力。
其次,是詩歌藝術的啟迪。《詩經》開創了關注社會、關注平易近生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。恰是由于對社會、平易近生的強烈關注與密意且特別的抒寫,數千年來,詩歌贏得了社會和讀者的推重及宏大聲譽。《詩經》藝術摸索還有兩個方面極為寶貴。其一是賦、比、興的表現伎倆,使《詩經》防止了單一的平鋪直敘而更為豐富多彩,具有極強的表現力、穿透力。初唐時期,陳子昂提出了有名的“魏晉風骨”“興寄”“風雅”說,力圖匡正六朝以來內容狹隘頹靡、表現情勢單一、追逐詞彩華麗的邪路,為唐詩設計公道的標的目的和基礎的理論標準,這被視為唐詩繁榮的理論保證。“風雅”即《詩經》中風詩、雅詩融進廣闊社會、平易近間,并晉陞其文明內涵的現實主義傳統。“興寄”即源自《詩經》的比、興伎倆,明顯針對初唐詩歌表現情勢多為平鋪直敘的“賦”法,乃至太過單一、貧乏的現狀。有唐一代,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韓愈等都在他們的詩篇或詩論中推重“風雅”“比興”。歷史總是驚人的類似:反觀明天的新詩,年夜致也是平鋪直敘為多,運用“興寄”進行生動、鮮明的藝術抽像創造缺乏,與初唐瑜伽教室時期整體上還比較狹隘、單一甚至急躁何其類舞蹈場地似。就像曾經引領唐詩的繁榮一樣,《詩經》的“風雅”和“興寄”,或許也可為現代新詩指明標的目的。1對1教學其二,《詩經》年夜多為相當整齊的四言詩,整齊使密意、厚重的內涵更為凝練、精煉。我曾指出,整齊是漢語的特質,世界上沒有一種語言可以達到漢語的整齊水平。即便現代漢語,隨便看宣傳語、風行語,整齊、對稱的詞句觸目皆是。漢語的這種特質,在詩歌中最為鮮明。不要說整齊的《詩經》、格律詩,即使是長短紛歧的宋詞,其實里面也有個人空間良多整齊、對稱的詩句。由此來看,盡管新詩以不受拘束活潑著稱,但若要為漢語與文明發展作出貢獻,為漢語和文明注進新鮮血液,僅尋求不受拘束而缺少錘煉、精辟與需要的嚴謹情勢,顯然是無限的。新詩也需求在不受拘束活潑的基礎上,一方面尋求貼近社會的深摯思惟情感的抒寫,另一方面把此中一些詩句提煉成厚重而精辟的“文明因子”,讓一個時代的風采以更優雅的情勢進進文明的深層積累。因為過疏散漫的情勢不合適信息暢通的“效力原則”,晦氣于語言、文明的高頻傳播、高效接收和長期積累。

張中宇 重慶師范年夜學文學院傳授,博士生導師。重要研討中國詩學與文明學。詩學研討集中于《詩經》、唐詩和現代新詩,文明研討重要觸及儒家聰明與中華文明的優勢互補、文學與文明的關系等。掌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“漢語詩律的語言基因與文明傳統研討”。
責任編輯:柳君